与主观心灵一致的艺术形式从苏轼开始

■木石图(局部) 苏轼

如果说,四僧与八怪呈现了文人画的历史新变,那么,四王则代表了对文人画的历史总结。如果说,四僧与八怪代表了一个复杂整体中的文化转型的最新的一面,那么四王则反映了包括文化转型的新面于其中的复杂整体的整体性思考。

当然,四王的总结本身就反映了行进着的历史本身的总体性质。四王的思考是在明代董其昌的基础上进行的。董其昌(与莫是龙和陈继儒一道)把绘画比照到禅宗分为南北二宗:北宗从唐的李思训父子,到宋的赵干、赵伯驹,到马远、夏圭;南宗从唐的王维、张璪,到五代荆浩、关全,到宋代郭忠恕、董源、巨然、米家父子,到元四家。画分南北宗,看到了绘画与文化之间的密切关联。

绘画上的南宗就是文人画,禅学南宗与文人画在顿悟、士气、天趣等境界上相互交融,构成一种文化景观。以南宗为高,就是把文人画作为中国画的正宗和主干来进行总结。四王在董其昌的基础上加以系统化,呈出一个从唐到清近1000年的绘画传统。王维被请出来作为源点,是意境上的。在绘画上,作为切实可学的样板,是从五代北宋的董源、巨然开始。从董、巨到四王,是一个约700年的绘画传统。具有新的艺术样板的文人画从董、巨开始,正是中国文化转型的开始。

文人画是与中国文化转型紧密相连,是文化转型在士人阶层中的表现,或者说是文化转型在高雅文化中的表现。这里已经显出了两个意味深长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不是白居易,而是王维,成为文人画的境界,既高扬了文人画的意境追求,又拒绝了白居易的世俗化倾向;第二个问题是,以董、巨作为最初的样板,标举了一种(由全景山水显出来的)宏大的宇宙胸怀和(由笔墨性质呈现出来的)柔性主调。宇宙胸怀契合于对整体的总观,柔性主调适合于对各种对立面进行综合,这两方面正契合于中国文化转型中的士人的主流思想。当四王在总结以文人画为主体的中国画700年的传统的时候,呈现出来的是两个方面,一是建立在700年艺术实践上的艺术基本法则;二是由这种艺术法则所包含的文化转型中的士人的主流心态。

四王的总结是在一种复古的旗帜下进行的。但把四王的复古与明清士人在诗和文上的复古一比较,诗文的复古变成了文学史上的一场闹剧,四王的复古则开出了绘画史上的崭新篇章。这是由文人画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文人画的主题,如前所述,是从苏轼、米芾开始的,它就是要创造一种与主观心灵而不是客观事物相一致的艺术形式。这一心灵,就是处于文化转型的变动中士人心灵。与这种心灵相契合的艺术形式,是在元四家那儿基本定型的,但在笔墨上可以回到董、巨,在意蕴上可以上溯到王维。这个士人的心灵,最适合以文人画来表现,又确实是以文人画来表现的。四王总结文人画这一行为本身就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意义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中国绘画整体,文人画700年传统其核心的东西是什么,这核心东西体现为怎样一种艺术形式;二是文化转型过程中的清代主流意识,文人画的总结同时就是这种主流意识在绘画上的艺术表现。